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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点灯 向死而生——走进建新医院艾滋病病区系列报道之三
来源:海峡法制在线    浏览量:27   发布日期:2016-12-09   字号:T|T


1、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按理说,单独以疾病命名的纪念日并不多,但艾滋病对于现代社会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

作为一种疾病,艾滋病的独特不仅在于它暂时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疾病,毕竟在现有医疗水平下,不能根治的疾病绝非艾滋病一种。它的独特主要是因为它产生了对人类社会道德价值的挑战。

一般来说,恻隐之心会使人看到他人生病落难时,变得更加宽容。但在艾滋病面前,这种同情心仿佛打了折扣,社会出现了另一种更严重的疾病——“歧视”。

近一段时间以来,李飞(化名)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烦躁,他盼了快一整年的保外就医申请迟迟没有下文。

2015年6月25日,李飞因艾滋病合并肝癌晚期住进了建新医院传染科的艾滋病病区。按他自己的话说,今年年初,如果不是建新医院多次及时的抢救,他早就没了。

同样在今年年初,李飞因为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所在的服刑监狱帮他办理好了相关手续,但这件事至今卡在半路,没有下文。

“四川老家的司法所刚开始同意接收我,后来一听我患有艾滋病,便说不行。”曾满怀希望有机会回家陪陪父母的李飞,如今因悬而未决的保外手续如坐针毡。

2009年,李飞因抢劫被龙岩警方抓获,后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如今,剩下近六年刑期,因肝癌晚期,他按规定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资格,虽然建新医院也在极力帮忙协调,但这仅有的机会也极有可能会因为“歧视”而被彻底搁浅。

38岁的李飞满头白发。除了用药的缘故,最主要还是“活着回家陪陪父母,看看孩子”的唯一心愿,因保外就医没下文,极度焦虑所致。

李飞的遭遇绝非偶然。

病毒和痛苦,摧残着艾滋病人的身体免疫;冷漠与孤立,却将他们推向绝望的边缘。

歧视已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大障碍之一。

2、

电影《最爱》里,郭富城帮路人捡起掉在地上的烟,把对方吓得落荒而逃;而章子怡蹲在地上收拾行李,婆婆朝她的箱子一脚踢去。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艾滋病感染者为主人公的电影。

电影的表达源自现实。

“艾滋病感染者最害怕什么?”

“身份暴露。”

“为什么?”

“怕被歧视。”

面对提问,建新医院里病犯们的答案如出一辙。

如果现在回归社会,让他们难以释怀的除了曾经是个罪犯外,还有另一个身份标签——艾滋病人。

社会的歧视不仅为难着艾滋病犯,也为难着建新医院的医生。

两年前,黄凡负责治疗的一名艾滋病犯因为吸毒导致并发症等,上排牙齿除了两颗门牙外全部掉光。

“咀嚼严重受到影响,病犯不能正常进食,最后影响的还是病情。但当时建新医院没有治疗这种牙病的设备。”一边是亟待解决的进食问题,一边是不具设备的治疗条件,无奈之下,黄凡只能硬着头皮,托私人关系找牙医朋友帮忙。

可当对方一听病犯是艾滋病感染者,二话不说,直接拒绝。理由很简单,太危险了。

“那最后怎么办?”

当时,黄凡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解决这个病犯的咀嚼问题。

没设备就打报告采购。经过一年多的等待,设备终于买回来了,那位吃了一年多半流食的病犯终于迎来了正常咀嚼进食的治疗机会。

因为歧视,这些在监狱医院享受平等健康权的艾滋病犯出了医院大门,能得到的医疗资源和关怀,跟社会上的“艾滋人”一样,十分有限。

3、

“消除歧视,首先应从医疗机构开始。”从医11年,一直面对艾滋病犯这个特殊群体的黄凡说出了很多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心声。

从建新医院的角度讲,社会的歧视无形中给他们造成了诸多困扰。比如人难招、人难留,导致医院的医护及管教人员一直紧张。

黄凡说了这么一组数据。

建新医院传染科现有6名医生,除了科室主任外,其中3名医生负责艾滋病及肝病,另外2名则负责结核病诊疗。

全省目前收治艾滋病的定点医院有6个,监狱占了4个,建新医院在处理艾滋病发病例数量基本上都是排在全省第二。

3名医生,处理的病例数排全省第二,而且还要担负肝病病犯的诊疗工作,面对艰巨的工作量,惟全力以赴,别无他法。

“最高峰的时候,收治过17名艾滋病犯。”11年来,黄凡似乎也习惯了这样子的工作状态。

对外科谢主任来说,他们科室所面临的问题又何尝不是如此。

十多年来,只要是艾滋病犯的手术,基本上都靠谢主任一人主刀。抛开技术和经验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人手不足。

医护人员不好找留不住,管教民警的数量也是捉襟见肘。

“目前艾滋病区只有2名专职负责管教的民警。如果碰到紧急突发情况,连帮忙穿防护服的人都没有。”艾滋病区管教民警陈长卫一脸无奈。

为避免受感染,医院给艾滋病区配备了专门的防护服,但防护服特别笨重,如果没人搭把手帮忙,要花10分钟才能穿戴完整。如果监区里真的发生暴力流血冲突,10分钟时间足以酿成严重后果。

而说起防护服,艾滋病区原政治指导员黄健提到的一个问题颇耐人寻味。

“如果在穿戴防护服过程中,监区里的冲突已酿成严重后果。那么是否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为此,黄健之前还专门跟法律界专业人士探讨过该问题,最后半开玩笑地认定这应该是个“世界级”难题。

黄健所提到的这个“世界级”难题,无不真实反映了建新医院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难题。

4、

除了收治的群体特殊,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和死神打交道,导致人难招、人难留之外,工资待遇没有因为医院性质特殊,而在政策上有所倾斜也是其中的原因。

说起工资待遇问题,黄健的一番话令人感慨。

“我们的工资待遇跟普通监狱是一样的,唯一可能不同的是我们值班民警每天都有30元钱的补贴。而这30元是每天参加值班的十六七个民警一起分的,平均下来,一个人不到两块钱。”

“就这么点钱,怎么分?”

“后来大家一合计,钱也不分了,交由专人保管,等积攒到一定数额,大家就一起出去聚下餐,打打牙祭。”看着记者惊讶的表情,黄健尴尬地笑笑。

“对工资待遇,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想法?”

“工资待遇能提高点当然最好了,毕竟我们的职业还是比较特殊的。”对于黄健个人来说,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单位能给他们这群特殊岗位的管教民警每个人买一份保险。少了后顾之忧,至少心里会更踏实点。

职业暴露风险高,待遇又跟不上,一般人不会选择这个职业。就算招到人,只要一有更好的机会,一部分人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开。

而像黄凡、黄健、康桃等人在医院不同岗位上坚持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是责任和担当。

对于建新医院里的艾滋病犯,他们要坚持下去最需要的应该是平等和尊重。

5、

艾滋病人或感染者大多敏感脆弱,能否享有被社会接纳、平等对待的权利,是他们极其看重的。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个已被严重“标签化”的群体想要得到真正平等的“权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曾先后多次参与建新医院的艾滋病重病犯的诊治工作的叶寒辉,现任全国艾滋病防治小组成员,同时也是福州市传染病医院的副院长。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围绕疾病本身去帮助病犯的成效,建新医院是成功的。但艾滋病犯遇到的后续问题——回归社会后的不被歧视和再次就业,值得关注。”在叶寒辉眼里,能够积极接受治疗的艾滋病犯其实跟普通正常人并无太大区别,他们能达到预期正常寿命,如果回归社会,他们甚至可以生育出健康的后代。

在医疗费方面,按照国家现有政策,艾滋病犯如果回归社会,治疗所需的经济负担其实并不重,因为艾滋病重症已全部列入医保,轻症或感染者所服用的药物则全部是免费的。

可以说,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不是主要的压力,但艾滋病犯回归社会后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就像原来公务员考试,乙肝携带者不录用,但现在都可以了。”叶寒辉建议,就业上,艾滋病的传染性和危险性可以说等同于乙肝,应该给予同等的就业资格。

在跟叶寒辉的交流过程中,记者意识到,防治艾滋病既是医学课题,更是社会课题。要实现完全摒弃对艾滋病的歧视,既需要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艾滋病,更离不开国家层面有力的制度保障。

飘动的红丝带,意味着共同的责任,从小事做起,从细节改变,以期最终填平歧视鸿沟。

采访手记

建新医院里的艾滋病犯与医护民警间的故事,是当前我省开展艾滋防治工作的一个缩影。

艾滋病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重大挑战之一。时至今日,尽管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已经越来越理性,但由恐惧引发的歧视、冷漠让艾滋病患在工作、生活中罹受二次伤害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李克强曾致信北京佑安医院,向在防艾一线的广大医务人员、基层工作者、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慰问致谢,他在信中提到“照亮夜空需要无数颗闪亮的星星”。

面对疫情,人类守望相助、共渡难关,不仅有赖于医学的进步,更需要人心的成长。需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更有针对性地做好艾滋病预防、干预和治疗服务;需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取消相关的歧视性条款;需要将“关怀和不歧视”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需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在借鉴国外艾滋病立法和总结我国近年来艾滋病预防和控制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统一的艾滋病控制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有全社会形成合力,切实改善艾滋病患的生存与医疗环境,才能真正照亮了夜空,让艾滋病患者前行的路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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